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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的崛起:日本大正民主夭折的历史真相

  

  在上一篇文章当中我们讲述了日本在大正时代的城市化,工业化以及民主化的进程,看上去,日本完全有机会转变为一个正常的现代化国家。然而,《大正文化》的作者竹中民朗却将这个时代称之为帝国日本的乌托邦时代,因为这个时代其实也是一个光明和黑暗共存的年代。大正时代创造了浪漫的文化和先进的民主化浪潮,也孕育了摧毁这一切的可怕力量。

  日本在短时间内就就建立了一个工业化国家,也因此必须面对工业化所带来的全部问题。和所有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一样,大城市的出现不仅带来了便利和新的市民文化,也带来了城市病。废水废气的滥排滥放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感染和死于肺结核的人数巨幅增长,而受伤害的往往是卫生条件不足的下层贫民,因为富人往往可以乘坐汽车前往郊区的豪宅呼吸新鲜空气。当然也有专门困扰富人的疾病,例如性病,在富人当中广泛传播的性病无疑展现了大正时代日本上流社会的污秽。

  众所周知,日本的工业化一开始就是被与藩阀势力紧密勾结的财阀们所控制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大部分都进入了这些人的腰包。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的物价的上涨,垄断经济的暴发户们不但不会受到冲击,反而能够凭借这个机会囤积居奇。于是,巨大的贫富分化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从大正六年(1917年)开始,日本的物价开始暴涨,尤其是米价的涨幅更大,物价的持续上涨使得中产阶级和底层民众连果腹都难以为继,于是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过哄抢粮食的“米骚动”,政府对这些民间疾苦的惯常回答则是军事。伴随着贫富分化而来的是犯罪率的上升,在城市当中,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让保守的日本人感到震惊,这些犯罪新闻也往往成为侦探小说的绝佳题材,这也是为什么侦探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几乎都是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原因。

  在各种城市病当中,娼妓现象是日本人最不敏感的部分,事实上,性道德问题是一切社会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当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而这多少也和日本女性地位长期地下的现状有关系。很多贫苦人家的子女,或是出于经济压力,或是由于暴力强迫而走上了娼妓的道路,而日本政府的公娼合法化使得这一现象更为严重。暴力犯罪团伙把持着这一类行业,从事娼妓的妇女一方面被社会歧视为“丑业女”,一方面还要忍受黑社会的经济和肉体剥削。一些基督教团体如救世军和基督教青年会试图去帮助这些妇女,却往往遭到黑社会和政府当局的或明或暗的阻扰。至于因为《望乡》这个电影为中国人所知的日本慰安妇群体(日本人称之为唐行小姐),其境遇要更加悲惨,正如作者所说,在全世界都在发生妇女解放运动的时候,日本居然成为公娼合法化的“先进国”,不能不说是一种耻辱。

  然而,大正时代工业化快速发展的最大受害者,却是在当时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明治时代的“经验”之一,就是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当中,保留农村传统的封建租佃制度,乡村豪族在农村的全部特权不但没有削减,反而得到了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他们也投桃报李的为城市提供粮食,为工业提供劳动力,百万图库118,为军队提供炮灰。农村的凋敝是大正经济景气的最大短板,甚至可以说是大正民主时代的致命缺陷。农村并没有在工业化进程当中得到什么好处,他们又怎么会对市民阶级的一切趣味——包括城市知识分子们从西方学来的自由民权之类的东西感兴趣呢?

  实际上,乡村的疲敝是现代化过程当中的正常现象,日本这样的农业国家在向现代化迈步的过程当中,伴随着农村生产能力的提高,农民的处境甚至能够在短时间内得到提升。然而快速工业化的国家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些只能依靠剥削农民而来。在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矛盾可以被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所掩盖,但是伴随着一战之后日本农村经济的停滞,农民的处境开始日益恶化。更为可怕的是,传统社会的农民的生活虽然也很贫困,但是至少是稳定的贫困,但是在卷入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后,农民们陷入连稳定的贫困都不可得的境地了。在大正时代的通货膨胀当中,农民们反而没有能力去消费他们自己种出来的大米了。当时的报纸上每天都刊登着因为生活困难而导致的自杀,弃婴以及盗窃的新闻,正是在这种局面下,农民们才成为轰轰烈烈的米骚动的主力军。

  然而,在工业化的过程当中,单纯的经济困难所造成的伤害都是有限的,整个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文化灾难对人的心灵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卡尔·波兰尼在他的著作《巨变》当中指出,其实工业革命期间那些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比以前要好多了,然而居住在乡村期间,人们享受着乡村社会共同体的和谐氛围,这对于单个的人在面临社会压力的时候都是很好的防护措施。日本的传统社会也是如此,虽然传统的农村当中农民也受到剥削,但是领主地主们和农民们居住在同一个村子里,分享着共同的文化资源,农民和地主虽然在经济上有着不同的等级,却拥有着类似的文化心理。然而明治时代以来,有钱人纷纷迁往城市,农村成为失意者的家园,农民感觉到自己被进步的社会所抛弃了,农村成为失败和苦难的代名词,传统的文化认同感遭到破坏,农民们只能向新的力量寻求心里慰藉,那就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

  正是在大正民主高歌猛进的时代,保守势力开始进行了反扑,1910年,田中义一开始在乡村地区建立“在乡军人会”,将忠君爱国的理念通过传达给破产农民们。在乡军人会采取军事化的管理,名为培养国民的军事素质,实际上就是在乡村培养军国主义的温床。对于这些农民们来说,他们的全部悲剧都是该死的城市化的结果,都是城市里的那些不顾人民死活的大财阀搞的鬼。但是,受压迫者往往很难直接找到压迫他们的对象,于是,他们将灾难的根源归结于城市本身以及带来现代城市的西方文化。正是在这些在乡军人会里面,那些遭到现代文明抛弃的人们找到了归属感。再加上军部的有意扶持,日本的乡村于是兴起了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思潮。

  伴随着军国主义思潮的兴起,极右翼极端势力也开始抬头了。中产阶级的市民生活方式冲击了传统的日本社会,长期把持权力的藩阀贵族集团的特权开始松动,而他们所鼓吹的忠君报国,好战尚武这些传统的价值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一切被今天的人们认为是大正时代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上的新事物,如城市化,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更开放的社会思潮,民主化浪潮,左翼劳工运动,这些都被右翼保守势力认为是邪恶的。于是,在表面的繁荣之下,那些特权受损的既得利益集团和没有得到很好安抚的社会下层人民,都成为了大正民主化浪潮的反对者。在当时,很多军国主义的思想家之所以提出要建立天皇专制的政体,正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依靠天皇的力量,凭借军事化的组织,才能打破社会阶层的壁垒,建立全民平等的新社会,这种思想其实就是日本特色的法西斯主义,其最著名,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就是北一辉和大川周明。

  因此,在大正民主时代轰轰烈烈的进程当中,颠覆这一局面的力量也在积攒着。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导致了数十万人的死亡,人们稳固的生活一下子被打破了,在这种情况下,军部开始有意识地散步朝鲜人和中国人的谣言,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恐慌。在军部的组织下,一些暴民产生了强烈的排外情绪,于是在灾变之后,针对朝鲜人的大规模屠杀开始了。很多屠杀行为都是在乡军人会策划的,人们将工业化过程当中的失意转向外国人,军部也趁机逮捕和虐杀了一些民权和左翼人士。这可怕的一幕完全预兆了日本在日后的军国主义狂热当中的残忍和疯狂。

  大正时代右翼军国主义势力对市民社会的冲击可以说完全是昭和时代军国主义夺取日本最高权力的预演。1936年发生的改变日本历史命运的二二六兵变当中,对内阁大臣大开杀戒的中下级士兵们,大多数都是青年农民,对于他们来说,政党政治非但不是值得欢呼的进步,反而是导致一切灾难的邪恶渊薮,而他们的愤怒早在大正时代就已经种下了。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有统治者和民间两股力量,近来一些人认为民间的军国主义思潮如果胜利,就会颠覆统治集团的军国主义,避免日本走向全面战争的道路。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是民间还是在高层的军国主义,在本质上都是敌视工业化和市民社会的,最终颠覆大正的,正是这两股势力的合力。

  虽然大正时代孕育了新时代的希望,但正是在大正时代积累的严重的社会矛盾,才使得军国主义分子们得以在昭和时代大行其道,大正时代的自由主义是那样的弱小而又自相矛盾。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正时代有其可惜的地方,对于日本人来说,意味着一种历史机遇的丧失,日本人重读这个时代,往往是惋惜和遗憾。而对于另外一些快速经历工业化并且同样面临着工业化过程当中的种种社会矛盾的国家来说,大正时代则是一个深沉的警钟。大正时代留给我们的教训正是,在国家快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人们会无意间忽视那些遭到时代抛弃的不幸者,而正是这些被人们无视的人们,最终可能会成为整个时代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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